首页 > 科学学与创新工程 > 史上最著名的钓鱼事件:索尔卡事件
2014
10-27

史上最著名的钓鱼事件:索尔卡事件

索尔卡事件

冯庆

索卡尔是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他在1996年干过一件震撼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大事: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漏洞百出、穿凿附会的钓鱼文。这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的神奇之处在于通过引用一些人文学术权威(如拉康、德里达)的理论来论证量子物理学问题,比如:

德里达敏锐的回答涉及到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爱因斯坦常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一个中心,它只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最终,它是游戏的概念。换言之,它不代表对某一事物——一个观察者能够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心——的认识,它只是一个游戏的概念。”(《“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大,2002,第8页)

任何一个熟悉德里达的人文学者都知道,这位先生的学说的最大特征就是把一切宏大的理论都说成是游戏。如果这样就涉及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那么我们中国大学里成天玩dota的朋友们也都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不仅如此,这篇文章的思路异常跳跃,不但有许多诸如“把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和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念关联起来”的推理过程,还假造了一大堆纯属虚构的引文和定理。比如这样的论述:

量子物理学、强子的靴带理论、复数理论和混沌理论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实在不能在线性的术语中被描述,非线性(和无法解释的)方程是描述一种复杂的、混沌的和非决定论的实在的唯一手段。这些后现代理论显示自身的最主要特征是:比喻自然,而不是“精确地”描述自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元批判的性质。基于那些文学理论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更熟悉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所进行的这些由科学家发展出来的的一种新的描述策略的尝试,表现出一种朝元理论方向发展的信号。(同上书,第19页)

种种坑爹。为何谈论量子物理学要“基于文学理论家”?科学又为何是“比喻”自然而不是描述?然而,这种种匪夷所思的结论却恰好拍准了人文学者的马屁。由于这篇科学论文不但旁征博引了德里达、拉康、利奥塔和阿尔多塞们,还煞有介事地批评了一番“右翼批评家”,并最终结合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伟大见解”,得出“超越界限,发展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Libertory Science)”(同上书,第15页)的革命性结论,该杂志的五位主编——包括我们亲爱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一致同意发表这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没多久,索卡尔就在《大众语言》上发表了真相帖《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把主编们狠狠奚落了一番。按索卡尔本人的话说:“我有意识地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让任何有能力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恶作剧。……”(同上书,第59页)他成功了。人文学者的智商和学术操守得到了准确的检验。

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战斗不出预料地开始了,科学家和后现代文人们分成两大阵营互吐口水,素来冷静的德里达也被气得发晕,并写了一篇思路混乱的《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不严肃》,在这篇文章里,他竟然像一个被害妄想症患者那样追问:“谁在这件事上获得了利益?”(同上书,第257页)然而,很难想象一个学院中的量子物理学家开这样一个玩笑是为了什么“利益”或是说他背后站着什么“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个事件上,要说“不严肃”,可能没有任何人及得过詹姆逊、德里达和他们的朋友们。索卡尔的玩笑——正如索罗斯的名言“苍蝇不趋无缝之卵”——与其说是恶意的污损和嘲讽,不如说是一次光明正大的抨击。而这次抨击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无情地揭露了左翼人文学者们罔顾事实、任意妄为的“政治中心主义”真貌。

在后现代理论的拥簇们看来,一切现代的东西——科学、理性、共和政体、文化工业、国际法——都是有毛病的,人们有必要“为反抗而反抗”,进而获得“自由”与“解放”。人文学者,尤其是美国的人文学者,向来喜欢谈论“政治正确”和“文化研究”,认为借此可以拓展出一条学院中的革命之路,替“全世界受苦的人”——穷人、妇女、儿童、有色人种、残疾人和罪犯争取权利。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化斗争是有价值的,左翼学者也因为这种“正义”的社会主义姿态而自诩(或彼此赞许)为“社会的良心”。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切自认为“有良心”的人都必须尽可能体现出自己的“良心”来,而这往往让他们失去方向。道德的洁癖带来的是行动上的偏执,以至于有时为了一厢情愿的审美趣味,不得不谎称太阳上没有黑子。随着文化研究逐渐成为热潮,西方人文学术开始彻底成为一种泛化的伦理学,一切课题都时刻能够被义愤填膺的学者们挖掘出道德批评的可能性,以至于许多文学和影视创作都不得不谨慎地使用词汇,生怕被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帽子。这不难让我们想起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某段历史。事实上,西方左派的很多理论资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东方面相”——我认为这个论断不但是“政治正确”的,还是符合历史的。如果有中国青年想要从西方的激进思想家那里取经,他还不如回到我们的文化根源,去姚文元和张春桥那里寻找灵感。

在左翼的文化工作中,符合事实——或者说,“实事求是”——一直被提及,却似乎被同时遗忘了。当下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了“理论先行”的怪胎,对于“理论”或者“观点”的搬弄,渐渐成了一种时髦,进而,激进立场的人文工作逐渐在“反抗”和“斗争”的旗帜之下失去了灵魂,学者们喜爱的是炫耀学识和对各种天马行空的理念进行玄妙驳杂的争执,他们所讨论的“弱者”只不过是照片上双眼发红的战争孤儿和等待着秃鹫叼食的非洲难民,在声嘶力竭地为这些图像呐喊和垂泪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躺在粉红色的精致沙发上,泡一杯牛奶咖啡,在文艺电影轻快的旋律中渡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是的,在后现代的人文研究语境下,一切休闲生活都是——用德里达的“术语”——“严肃”的工作,只不过这些工作必须首先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我们完全可以追问:一个从来没有在贫民区和中非生活过的中产阶级学者,在谈及“切身的痛楚”或“良心的责问”时,能有多少不是凭空的文学虚构?贫穷、专制和愚昧是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顽疾,并非某些天真的学者所想的那样,通过某种文化理论或价值规范的吁求,就能彻底抹去。如果有这样一个起码的概念,人文学者就不该那么冲动,以至于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

索卡尔的这次钓鱼,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们幼稚的思维被彻底地暴露在了理性之光下,某种可怕的命数乌云似乎已经悬停在“理想主义”的上空。认为讲究证据、实话实说是“不正义”或是“不严肃”的,这无疑让我们感到一种困惑:在人文学者那里,“真相”和“正义”似乎是不相容的。德里达们的事业固然伟大,但是如果这座空中花园的地基不稳,那么它总有一天会在索卡尔们的调戏中轰然倒塌。如果人文学者——或者,把外延放大,一切理想主义者或是看似理想主义者的人——依然执迷不,想在虚幻的“理想”、“自由”与现实真相之间划上明显的国界,那么人民会选择科学还是神话,会选择“真理”还是“主义”,我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索卡尔是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的激励决定写这篇“诈文”的。这本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r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揭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文章。他计划要在文章中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没有论证的逻辑和证据,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等等。也就是要让它“坏”到极点,变成一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要让文章“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为此索卡尔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收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一篇几近“完美”地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的文章就这样完成了。

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文章投给《社会文本》,这份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在文化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索卡尔的朋友告诫他:他可能会被这一著名杂志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所以最好另投一家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己见。

在收到索卡尔的稿件后,安德鲁·罗斯代表编辑部向索卡尔表示感谢,称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并准备把此文收集到“科学大战” 专刊中。在编辑们看来,此文难得之处在于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索卡尔回信表示感激,并称自己感到十分鼓舞。与此同时,索卡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知名期刊《大众语言》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艾伦·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上发表的“诈文”译文

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艾伦·索卡尔

超越学科之间的界线……(是)一项危险的研究,因为它很可能破坏公认的认知方式所划定的界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界线一直是最牢固的界线之一。(瓦利埃·格林伯格,《超越性解读》)

把意识形态转变为批判性的科学专制……是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基础就是科学与意识形态所有前提的批判必须是唯一绝对的科学原理。(斯坦利·阿诺罗维兹,《作为权利的科学》)

有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领域,或许除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外,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世界观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依照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来进行修正和重建。他们坚持后启蒙运动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

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Heisenberg 1958,Bohr1963)。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Kuhn 1970,Feyerabend 1975,Latour 1987,Aronowitz 1988 b,Bloor 1991)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Merchant 1980,Keller 1985,Harding 1986,1991,Haraway,1989,1991,Best 1991)。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这些叙事的主题,尽管某些侧重点不同,但能够被追溯到阿诺罗维兹对量子力学诞生的文化结构的分析(Aronowitz 1988b,第9章和第 12章);罗斯对后量子科学中对立的话语的分析(Ross 1991,导言和第1章);伊里伽莱和海莉斯对隐含在流体力学中的性别密码的揭露(Irigaray 1985,Hayles 1992);哈丁对隐含在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特殊意义上的物理学中的性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批评(Harding 1986,第2章和第 10章;Harding 1991,第四章)。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的是通过解释量子引力的最新发展,更进一步发展上述分析:在这一物理学中的新兴分支——量子引力中,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被综合和替代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时空的流形终止了作为客观物理实在的存在;几何变成了相对的和语境式的,以往的科学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其中,包括存在自身)已经变成尚存疑问的和相对的。我将会证明,这种观念上的革命,对于一种未来的后现代和具有解放意义的(liberatory)科学的内容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

我将按如下步骤来展开这篇文章。首先,我将非常简短地讨论由量子力学和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所引起的某些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我将概括出新兴的量子引力理论的概貌,讨论其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上的问题。最后,我将评论这些科学发展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涵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篇文章肯定是试探性的和初步的;我并不会假装我能够回答我提出的所有的问题。相反,我的目的是引起读者对物理学中这些重要发展的注意,并尽可能概括出这些发展的哲学和政治的涵义。我将努力把数学知识控制在最低限度,但我已认真地提供某些参考书,从这些书中,有兴趣的作者能够找到所有有关必备的细节知识。

1、量子力学:不确定性、互补性、不连续性和相同连通性

我并没有有意识地涉入量子力学的概念基础的广泛讨论之中[1]。任何认真研究过量子力学方程的人都会完全同意海森堡对其著名测不准原理的概括:

我们不能再谈论独立于观察过程的粒子的行为了。作为一种最终结果,在量子力学中形成的数学化的自然规律不再处理基本粒子自身,而是处理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不能再问这些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

当我们谈论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精确科学中的世界图景时,我们是指一种自然的图景,而不是指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图景。……科学不再是一个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把自已视为一个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员。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分析、说明和归类的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这样的事实:通过自身的介入,科学改变和重新塑造了其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方法和对象不再相互分离了。(Heisenberg 1958,P.28-29)[2]

类似地,玻尔写到:“在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种独立实在的存在既不能够被归属于现象,也不能够被归属于观察的力量。”(Bohr 1928,314)。斯坦利·阿诺罗维兹已经很令人信服地把这种世界观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主义逐渐占居上风的那些转折年代。[3]

量子力学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互补性或辩证法(dialecticism)。光是粒子还是波?互补性原理“认识到粒子与波动性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对所有现象的一种完备的描述来说,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Pais 1991,p.23)。[4]更一般地,海森堡写道:

我们用来描述原子系统的不同的直观图像,虽然对特定的实验来说,是完全充分的,然而却是相互排斥的。如:玻尔的原子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小规模的行星系统,外围的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然而,就其他实验来说,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想象原子核周围是一组稳定的波,这些波的频率表现为原子发射出辐射的特性。最后,我们能够从化学上来考虑原子。……当每一种图像被置于适当的地方时,它是合理的,但不同的图像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互相补充的(Heisenberg 1958,P.40-41)。

玻尔又说。“对同一个对象的一种完备的说明可能需要不同的观点,这对描述的单一性提出了挑战。的确,严格地说,对任何概念的有意识的分析都排除掉其简单的应用。”[5]后现代主义者的认识论的这种预言决不是一种巧合,弗洛拉(Froula 1985)和霍勒(Honner 1994),特别是普罗特尼斯基对互补原理和解构之间的深刻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Plotnitsky 1994)。[6][7]
量子力学的第三个方面是不连续性或间断性(rupture):正如玻尔解释的那样:“(量子理论)的本性可能被详细地表达在所谓的量子假设之中,这一假设把任何原子的过程描述为在本质上是不连续的,或者说,是相当粒子化的(individuality),完全与经典的理论或普朗克所描述的量子行为无关”(Bohr 1928,cited in Jammer 1974,P.90)。半个世纪后,术语“量子跃迁”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语言之中,以致于当我们采用这一词汇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在物理学理论中的来源。

最后,贝尔定理和其目前的一般化形式[9]表明一个观察行为此时此地不仅能够影响到正在被观察的对象——正如海森堡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还会影响到无论多遥远(如在仙女座星系)上的对象。这种现象(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幽灵式的”)对传统机械论的空间、对象和因果关系[10]提出一种最基本的重估,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在其中宇宙被赋予相互联系和整体论的特征:这就是物理学家大卫·玻姆所称之为的“稳秩序”[11]的东西。这些来源于量子物理学充满真知灼见的新世纪(New Age)的解释,常常是一种没有依据的反思性追求,但这种解释的一般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12]。用玻尔的话来说:“普朗克对基本的运动量子的发现…… 揭示出一种内在于原子物理学的整体性,超越了古代的狭隘的物质可分性的观念。”

2、经典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学

在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中,空间和时间是分离的和绝对的[13]。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的区别消失了,只存在一种新的统一体:四维时空,观察者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依赖于其运动状态[14]。用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名言来说:“从今以后,空间自身和时间自身将必定会消失在纯粹的阴影之中,只有两者的统一才会保留着一种独立的存在。”(Minkowski 1908,Lorentz et al.的译本 1952,P.75)不过,闵可夫斯基的时空观中所隐含的几何学仍然保留着绝对性的特征。[15]

只有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时空几何学变成了一种随机性的和动态性的,把自己隐藏在引力场中。从数学上来看,爱因斯坦结束了欧几里德(今天它甚至还在折磨着中学生)以来的传统,采用由黎曼所发展起来的非欧几何。爱因斯坦的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在传统框架中训练出来的数学家发现:理解这些方程是如此困难,以致于无法解决它们。[16]在非线性可以忽视的情况下,牛顿的引力理论近似地对应着爱因斯坦方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此也就包含着牛顿理论所有的公认的成就,同时在预言直接产生于非线性的基本的新现象方面超越了牛顿理论:如太阳附近光线的弯曲;水星的近日点运动和恒星由于引力坍缩而陷入黑洞等现象。

广义相对论是如此神秘,以致于它的某些结果(是从完美的数学中推导出来的,天体物理学观察正在逐步地证实它们)读起来就像科学幻想。黑洞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虫洞(wormholes)已经开始展现其魅力。或许今天人们更不熟悉的是哥德尔对爱因斯坦空间的一种构造,就包含着一种封闭的类时曲线(timelike curves),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宇宙中,人们可能会返回他们自己的过去。[17]

因此,广义相对论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崭新的、与我们的直觉相对立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概念[18];因此,如果是广义相对论不仅在自然科学上,而且在哲学、文学批评和人文科学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并不要为此而感到惊讶。如30年前,在一个受人们欢迎的“批评性语言和人的科学”讨论会上,让·海普莱特(Jeam Hyppolite)就提出了一个在科学话语中有关雅克·德里达的结构和符号的理论的尖锐问题:

如果我采用某种代数结构(集合),那么中心在什么地方?中心是否是对勉强允许我们理解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则的认识?或者说,中心是某些在集合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的元素?……如在爱因斯坦那里,我们明白了经验证据所拥有的某种特权的消失。与此相关,我们看到了一种常数的出现,一种时空结合的常数,它不属于任何生活于经验中的实验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主导着整个结构;这一常数的概念,是中心吗?(Jean Hyppolite 1970,P.265-266)。[19]

德里达敏锐的回答涉及到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核心:

爱因斯坦常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一个中心,它只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最终,它是游戏的概念。换言之,它不代表对某一事物——一个观察者能够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心——的认识,它只是一个游戏的概念。

用数学术语来说,德里达观察到爱因斯坦场方程G_μν=8πGT_μν在非线性的时空微分同胚(无穷次可微,但不必解析条件下的时空流形的反身映射)下的不变性。关键在于这种不变群在“可变迁地作用”(acts transitively);这意味着任何时空点,如果是真实存在,将能够转化为任何其他的点。在这方面,无穷维的不变量的集合,将会消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区别;欧几里德的、和牛顿的G,从前一直被认为是常数,因而是普适的,现在却要其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中来理解。假设的观察者现在却不可避免地被解除了中心化,与任何时空点脱离了认识上的联系,这种时空点不再能纯粹从几何上来定义。

3、量子引力:弦、交织(weave)或形态发生场

然而,这种解释,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是充分的,但在新兴的量子引力的后现代观中却是不完备的。当量子引力场——几何学的具体化,变成非交换性(因而是非线性的)的算子时,作为一个几何实体的G_μν的经典解释如何可能被保持呢?现在,不仅观察者,就是几何的概念,都必须是相关联的和语境式的。

因此,量子理论与相对论的综合是理论物理学未能解决的中心问题。[21]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预言什么是这种综合的语言和本体论,更不用说什么是这种综合的内容。然而,如果这一综合的时刻真正到来,它也不过是用来验证历史上理论物理学家在试图理解量子引力时已采用的比喻或想象而已。

在普郎克尺度上(大约10^-33厘米的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几何学视为一种“时空的泡沫”:时空曲率的泡(Wheeler 1964),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和连续变化的相互连通的拓扑学。但物理学不能够更进一步运用这种方法,这或许是由于那时的拓扑学和流形理论的发展尚不充分。

在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尝试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通过假定爱因斯坦方程是近线性态,来简化爱因斯坦方程,随后,他们把标准的量子场理论的方法运用到了上述简化了的方程。但这种方法也失败了:这导致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用技术的术语来说,是“扰动性不可重正化”(Perturbatlvely nonrenormallzable)。(Isham 1991,see.3.1.4)。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强的非线性特征,是其理论的本质;任何试图声称非线性是一种弱条件的尝试,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并不奇怪,近线性的方法破坏了广义相对论的几乎所有的特征,如黑洞)。

80年代一种相当不同的方法,也就是现在所知的弦理论变得流行起来:在这种理论中,物质的基本构成不是点状的粒子,而是相当微小(普郎克等级上)的封闭或开放的弦(Wheeler 1964)。在这种理论中,时空流形并不是作为一种物理实在而存在;而时空是一个派生概念,仅在大尺度(这里“大”意味着比10^-33厘米长!)的范围内近似地合理。当时,热衷于弦理论的人认为他们正在接近一个终结理论,——谦虚并不是他们的一个优点,某些人现在还在这样想。但弦理论中的数学困难是相当令人生畏的,看来目前也无法解决。

就在目前,一小群物理学家已经返回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完全非线性上,用阿伯汉·阿西泰卡所发明的一种新的数学符号,试图提出一个对应的量子理论(corresponding quantum theory)(Ashtekar,Rovelli and Smolin 1992,Smolin1992)。他们获得的图像是迷人的:正如在弦理论中,时空流形只是在大尺度的范围内合理,但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在小尺度上(普朗克尺度),时空的几何学是一种交织,一种弦的复杂的相互交错。

最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方案在过去几年中,在一组不同学科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的通力合作下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就是形态发生场理论。[22]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领域中已经积累起的证据,首先得到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Waddington 1965,Comer 1966,Gierer et al.1978)的认识,表明这一场与量子引力场有着密切的联系[23]:(a)这种场充满整个空间;(b)这种场与所有的物质与能量相互作用,而不论这种物质能量是否被磁化;并且最有意义的是(c)这种场在数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对称的二阶张量”。所有这三个性质是引力的性质,几年前,人们已经证明了一个对称的二阶张量场的内部相容的非线性理论,至少在最低能量状态,正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Boulware and Deser 1975)。因此,如果证据(a),(b),(c)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能推出形态发生场是爱因斯坦引力场的量子表现(quantum counterpart)。直至目前,这一理论还被高能物理学权威人士所忽视或嘲笑,这些人士在传统上一直埋怨生物学家(更不用说人文科学家)对他们的 “地盘”的人侵。[24]然而,某些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理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25]

现在讨论弦理论、时空交织或形态发生场是否将会在实验室中被证实,还为时过早:这种实验是很难操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三种理论有着类似的概念结构:强的非线性,主观的时空,不变通量和强调相互联通的拓扑学。

4、微分拓扑学与同调理论

几乎所有的外行人都不知道,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理论物理学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变化(虽然这还不是一种库恩范式意义上的变化):仅仅处理局部流形的数学物理学的传统工具(实分析和复分析),已经被用来解释宇宙的整体结构的拓扑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微分拓扑方法[26])所补充。这种趋势体现在测量理论中对不规则对象的分析(AIvarez-Gaume 1985)[27],体现在涡漩调制相变(vortex-mediated Phase iransitic)理论以及弦和超弦理论中(Green,Schwarz and Witten 1987)[28]。最近几年来,已经发表了大量有关“物理学家的拓扑学”的书籍和评论(如 Nashand sen 1983)。

大约就在同时,在社会与心理科学中,雅克·拉康指出了微分拓扑学在其中所扮演的一个关键角色:

这一图形(麦比乌斯带)可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内截形在基点上的基,在结点处构成了这样一个课题。这远远超出了你的最初的考虑,因为你可以找到能够作出这种内截面的那种表面。你也许会注意到球面,那种表示总体的熟悉的符号,但并不适合作这种表面。而环面,一个克莱因瓶,一个正交面就能够作出这种内截面。当用来解释精神疾病结构的许多症状时,这种差异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基本的内截面把该课题符号化,这样你就能够指出环面上的一个内截面与神经过敏有关,正交面上的截面则与另一种精神疾病有关(Lacan 1970,P.192。193)[29]

正如阿尔都塞(Althusser)正确地评论道:“拉康最终给出了弗洛伊德思想所必需的科学概念”[30]。就在当前,拉康的“主题的拓扑学”已经被富有成效地应用到电影批评(Miller,1977-1978,P.24-25)[31]和对爱滋病患者的心理分析之中(Dean 1993,P.107-108)。用数学术语来说,拉康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球面的第一个同调群[32]是不重要的,但其他表面的同调群却具有深刻的意义;这种同调群可能与经过一次或更多次正交后的表面相连通或不连通[33]。更进一步说,正如拉康所猜测的那样,在物理世界的外部结构和其内在的心理状态的量子结理论(qua knot theory)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假说现在已经被威腾所从事的结的不变量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项工作来源于三维的彻·西蒙斯(Chern Stmons)的量子场论(Witten 1989)。

类似的拓扑结构在量子引力中也出现,但由于所涉及的流形是多维的而不是二维的,高级的同构群也就扮演着一种特定的角色。这些多维的流形在传统的三维笛卡尔空间是不可见的,如三维射影空间除产生于将普通的三维球面的对径点的粘合,会要求一种至少五维的欧几里德的嵌入空间。(James 1991,P.271-272)[介小]不过,人们通过一种恰当的多维(非线性)逻辑,至少能够感觉到较高级的同构群存在(Kosko 1993)[35]。

5、流形理论:整体和界线

鲁丝·伊里伽莱(Luce Iriryarary 1987,P.76-77)在那篇影响很大的文章“科学的主题被性别化了吗?”中指出:“数学科学,从整个理论上来看泊身只涉及到封闭或开放空间……它们本身很少关心部分开放的空间,很少关心还没有被清楚地描绘的整体,很少分析边界的问题。[36]1982年,当伊里伽莱的论文刚发表时,是一个富有挑战意义的批评:微分拓扑学传统上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在技术上称之为“没有边界的流形”的研究(Hamza 1990,McAvity and Osborn 1991,Alexander,Berg and Bishop 1993)。然而,在过去10年中,在女性主义批评的推动下,某些数学家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带有边界的流形”理论。这或许并不是巧合,这些流形也正好出现在保形场论、超弦理论和量子引力这些新的物理学中。

在弦理论中,N维的封闭或开放的弦的相互作用的量子机械振幅是通过一个在带有边界的二维流形场上的泛函积分来表达的(Green,Schwarz and Witten 1987)。在量子引力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类似的数学表达式成立,除非带有边界的二维的流形将被一个多维的流形所代替。不幸的是,多维性总是与传统的线性数学思想相抵触。尽管当前的看法有所改变(最著名的是混沌理论中的多维非线性思想的研究),但目前多维流形的理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被充分发展起来。然而,把泛函积分的方法应用到引力场连续空间中的物理学家的工作(Hamber 1992,Nabutoskv and Ben-Av 1993,Kont-sevich 1994),很可能会激发起数学家的注意力。[37]

正如伊里伽莱所预见的那样,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界限是否能够被超越(突破),如果能,随后会发生什么?在技术上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边界条件”问题。在纯粹数学的层次上,边界条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大量的可能性:如“自由的b.C”(没有突破的障碍),“映射的b.C(像在一个镜子中的镜像映照),“周期性的b.C”(从流形的另一部分重新进人);反周期性的b.C(带有180度扭曲的重新进人)。物理学家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可想象到的边界条件,哪一个真实地出现在量子引力的公式之中?或者说,正像互补性原理所暗示的那样,所有这些条件是否同时发生并具有相同的地位?[38]

到此,我对物理学发展的概括必须停止,简单的理由是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还没有获得。在这篇论文的其余部分,我将从那些在量子引力理论中已经相对公认(至少根据传统科学的标准)的性质出发,试图概括出这些性质的哲学和政治的意义。

6、超越界限,发展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

过去20年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论战中,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在当前,这些对话已经开始详细地注意到了由自然科学提出的特殊的问题(Merchant 1980,Keller 1985,Harding  1986,Aronamtz  1988b,Harawny 1991 and Ross 1991)。特别是,马克·麦德森和戴博拉·麦德森目前已经对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做出了一个清楚的概括。他们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两个标准: “有资格称为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它摆脱了对客观真理的概念的依赖。如根据这一标准,由于量子力学的互补性诠释,尼尔斯·玻尔与哥本哈根学派就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39]很清楚,在这方面,量子引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科学。(Mark Maclsen and Deborah Maclsen 1990,P.471)

其次,“对后现代科学来说,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本质的概念(Essentiality),后现代科学理论是根据某些理论的因素来构造的,这些因素对理论的相容和效用来说是根本的”。(Madsen and Madsen 1990,P.471~472)。

因此,如果数量或对象在原则上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如时空点,精确的粒子的位置,或夸克和胶子,则不应该被引入理论之中。[40]这样,当根据这一标准,近代物理学理论中大部分理论被排除后,量子引力便获得这种资格从经典的广义相对论到量子化理论,时空点(也正是时空流形自身)已经从理论中消失。

然而,这些标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对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来说是不充分的:它们能够把人们从“绝对真理”和“客观实在“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对其他人类的专制来说,却未必如此。用安德鲁·罗斯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种“公众能够回答和有益干进步利益的”科学。[41]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的角度,凯利·奥利弗(Keily Oliver)得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为了革命,女性主义不应该主张描述存在或自然事实。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在特殊具体的情境中克服压迫的战略。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种战略性理论——不是真的理论,也不是假的理论,只是战略的理论。(Oliver 1989,P.146)

那么,这一任务何以完成呢?

下面,我将在两个层面上概括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首先,根据一般的主题和观点;其次,根据政治的目的和策略。

正在形成中的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特征是它强调非线性和不连续性:如,不仅在量子引力中,而且在混沌学说和相位变迁理论(theory of Phase transitions)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42]同时,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指出了对流体,特别是对剧烈湍流,进行一种充分分析的必要性(Irigaray 1985;Hnyles1992)[43]。这两个性质看起来并不是像它们最初表现的那样矛盾,湍流联系着强的非线性,而平缓或流动性常常联系着非连续性(如在突变理论之中),因此一种综合的形成,决不意味着是不可能的。

其次,后现代科学解构和超越了人与自然,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界限。量子力学,在这一世纪的早期,已经抛弃了天真的牛顿式信念,这一信念存在于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对象的前语义世界中。正如海森堡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再问“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但海森堡的公式仍然将时空预设作为中性的客观存在,在这一毫无疑问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化的粒子和波相互作用着(虽然是不确定的);正是在这一自我标榜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引力对其提出质疑。正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那样,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只能是相对于一个观察行为才能存在,因此,量子引力告诉我们时空自身是处于语境之中,它们的意义只有相对于观察的方式才能确定(Thorn 1975,1990,Arnol’d 1992)[44]。

第三,后现代科学推翻了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静态的本体论范畴和等级特征,取代原子论的归纳主义的观点,新科学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动态网络;取代固定的单一本质(如牛顿的粒子),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相互作用和流动(flows)(如量子场)。在这方面,各种后现代科学集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那种被称为生态学的反思模式,被广泛地理解为“认识到在自然的循环模式中,所有的现象具有基本的相互依赖性和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包含”(Capra 1988,P.145 )[45]。

后现代科学的第四个方面是强调象征和表征(symbolismand representation)。正如罗伯特·马克利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地超越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表现出至今为止一直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特征。

量子物理学、强子的靴带理论、复数理论和混沌理论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实在不能在线性的术语中被描述,非线性(和无法解释的)方程是描述一种复杂的、混沌的和非决定论的实在的唯一手段。这些后现代理论显示自身的最主要特征是:比喻自然,而不是“精确地”描述自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元批判的性质。基于那些文学理论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更熟悉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所进行的这些由科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描述策略的尝试,表现出一种朝元理论方向发展的信号。怎样表达这种元理论——数学的,实验的还是口头的,本质上是复杂的和难以解决的,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每种答案都是研究宇宙的符号论的一部分(Robert Markley 1992,P·264)[46]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阿诺罗维兹同时暗示着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可能会从各学科之间认识论的共同点中产生出来:

自然对象同样是社会建构性的。这并不是这些自然对象,或更精确地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否独立于认识的行为而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真实的” 时间的假设来回答,这一假设与在新康德主义者中普遍的预设相反,这种预设认为时间总是有其自身的指称对象。因此,瞬时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范畴,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范畴。无疑,地球在生命出现之前就早已进化,但问题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象是否是外在于社会领域来进行建构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就能够设想科学或艺术能够发明认知程序,这种程序可能有效地使我们产生出知识或艺术的手段的效果的客观化。表演艺术也可以进行这种尝试(Aronowitz 1988b,P.344)。

最后,后现代科学不仅对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还为科学工作的民主化方法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那样:“对同一个对象的一种完备的说明可能需要不同的观点,这对描述的单一性提出了挑战。”这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相当简单的事实,然而许多自称为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者却宁愿否认它。在这种情形中,一个自称为永恒的、具有“科学家”资格的世俗僧侣怎样能够试图维持在科学知识制造中的一种垄断?(我所强调的是我绝不反对专业的科学训练;我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精英的社会团体强加自己的“高科学”教规的做法,其目的是排除其他制造科学知识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不属于这一精英团体的人所创造的。)[47]

因此,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则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彻底民主化(Aronowitz 1994)。反过来说,这一纲领一定要包括一种新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的科学的建构,这种科学能够满足于一个民主化的未来社会的要求。正如马克莱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一个进步的团体来说,看来存在着多少是有点自相矛盾的选择:

一方面,政治上进步的科学家能够试图为他们所赞成的道德价值恢复现有的实践,声称他们的右翼敌人正在毁损地球,而他们,反方向的运动,正在接近真理。(但是)生物圈的状态——空气污染、水污染、正在消失的热带雨林、数以千计的物种正濒临灭绝、大面积的土地承受着远远超过其负担能力的耕种、核工厂、核武器、过去曾经是森林的地带已经消失、饥饿、营养不良、消失的湿地、消失的草地、环境引起了大量的疾病。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科学进步的实在论的幻想,恢复而不是变革现有的方法论和技术的实在论的幻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关于寻求国家社会主义复兴的政治斗争的,更不用说其他。(Markley 1992,P.271)

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案是不仅要对科学,而且还要对政治进行深刻的重新认识:

走向重新定义系统的一种对话性的发展,即:不仅要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的整体,而且还要看作是一组竞争的系统——一个靠各种自然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的张力所结合成的一个世界,为重新定义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干什么的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一种重构科学教育的确定性方案的可能性。这种方案是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我们应怎样干预我们的环境的讨论的(Markley 1992,P.271)[48]。

毫无疑问,后现代科学是支持后者的,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方法。

除了重新定义科学的内容外,还必须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义科学劳动所处的制度场所(大学、政府实验室和企业),重新组织奖励系统,这种奖励系统过去经常迫使科学家违反自己的良好本性,成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雇用武器。正如阿诺罗维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11000名物理学研究生中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固态物理学的这一物理学分支学科中,他们所有的人在这一领域中都能够获得工作”(Aronowitz1988b,P.351)。相反,量子力学或环境物理学领域中的学生却很少有工作机会。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第一步:为了打破“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人为障碍,任何具有解放意义的运动必须首先解除科学知识的神秘性,实现科学知识民主化。实际上,这一任务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深刻的改革,在新的一代受教育者的身上开始实施(Freire 1970,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1993)。必须消除科学与数学的教育中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49]科学与数学课程的内容必须通过综合女性主义、同性恋者、多元文化论者的生态的批评运动的观点而得到丰富。[50]

最后,任何科学的内容被深深地限制在特定的语言之中,在这种语言中,其话语得以形成;从伽利略开始,主流西方物理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51]但这种数学是谁的数学?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阿诺罗维兹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和逻辑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污染”’(Aronowitz 1988b,P.346),[52]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反复地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中,这种污染来源于势不可挡的资本家、父权制者和军国主义者:“数学被描述为一位女性,其本性上是渴望成为被他人征服的异类。”(Campbell and Campbell-Wright 1993,P.11)[53]因此,如果不深刻地改变传统数学的标准,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将是不完备的。[54]然而,现在还没有这样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出现,我们只能推测其可能的内容。我们能够在模糊系统理论的一种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窥见其线索(Kosko 1993)。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保留着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特征。[55]突变理论(Thom 1975,1990,Arnol’d 1992),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metamorphosi and unfolding)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能够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舒伯特(Schubert 1989)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种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最后,混沌理论——这一理论使我们对普遍的,然而是神秘的非线性现象拥有了最深刻的理解,将是所有未来数学的中心。不过,这些未来数学的想象现在还只能够显示出最含糊的迹象。伴随着科学中的这三个新兴分支的出现,将产生出一个新的学科——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对这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设想它们。

作案人的讲述:

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艾伦·索卡尔著,蔡 仲译

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只服从于美国的政治运动)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劳丹:《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美国学术界中,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而深感不安。但我只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不能够迎合这种冲动和分延(“jouissance”和“diffrance”[1])也许反映出我的无能。

因此,为了检验这种流行的智力标准,我决定尝试一个适度(虽然明显是无法控制的)的实验:一个文化研究方面唱主角的北美杂志──其编辑的队伍包括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安德鲁·罗斯这些知识界中的杰出大师──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发表在《社会文本》1996年的春夏季期中,它出现在这一杂志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专刊中。

这里发生了什么?难道编辑们真的不理解我的文章是一篇诈文吗?

在第一段中,我讥笑“一种后启蒙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是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性质是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定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对这些定律的可靠的屋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这是在文化研究中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教条吗?或存在外部世界,但科学不能认识它?

第二段中,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论据的条件下,我断言“物理‘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注意:这不是指我们的有关物理实在的理论,而是实在自身。足够了:那些相信物理学定律只是一些社会约定的人将会被邀请从我公寓(我住在21楼)的窗户中跳出去来突破那些传统。

整篇文章,我是用很少有科学家和数学家会认真对待的方式来处理科学的和数学的概念。如我暗示“形态发生场”,一个由鲁用特·谢尔德拉克发明的新时代(New Age)[2]的奇异思想,构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边缘理论。这纯粹是─种捏造,就连谢尔德拉克也没有这样断言。我断言拉康的心理分析的思索已经被量子引力理论的目前工作所证实。就是非科学家的读者都会怀疑量子力学能够处理心理分析;我的文章肯定没有给出支持这种联系的任何合理的论据。

在文章的后面,我把数学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概念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事实上,等价公理论述的是两个集合如果等价的,当且仅当这两个集合包含有同样的元素。就是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读者也会怀疑等价公理反映出集合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源头”。

总之,我有意识地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让任何有能力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恶作剧。《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发表论量子物理学的文章时,竟然没有向任何熟悉这一课题的人咨询,并为此还感到坦然。

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愚弄之处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我声称量子引力──在1厘米的1/10^24 的尺度上的一个猜测性理论──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是“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不可靠的命题,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堡与玻尔的哲学观点,断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和拓扑学、伊里伽莱和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最后,我一下子得出(再次毫无根据地)“后现代科学”已经抛弃了客观实在性的观念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能发现权威的引言、诙谐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

在其结论中,我的结论是异常的惊人,由于抛弃了作为对科学限制的一种实在,我继续(再次毫无依据地)提出,科学为了具有“解放的意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计谋。我通过观察发现“不对数学的标准进行一种深刻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并以此来结束该文。我暗示“在模糊系统理论的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的迹象,“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带有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痕迹”。我又增加说道:“突变理论、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使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不能够批判性地评价我的文章的技术内容(这正是他们应该向科学家咨询的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如何乐意接受我的暗示,这种暗示说明在科学中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服从一种政治上的议程,结果使他们完全不在意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的荒谬性。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方法是讽刺人的,但我的动机却完全是严肃的。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一些本质上是胡说或草率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胡说和草率的思想的漫延,这种思想否认客观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但贬低它们在实践上的相关性。应该来说,《社会文本》之类的杂志的确提出了科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基金是如何影响到科学工作的。然而,不幸的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所关心的是在学术界与政治界广泛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在学术界,这些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即使不是简单的无意义)。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的构造,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否则那些健全的人会讨论什么?然而,许多当前的学术理论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这些明显真理内容的构成──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把所有的存在都给抹杀掉了。

《社会文本》接受我的文章,只能表明其理论,也即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负走向了逻辑上的极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费心去咨询一位物理学家。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了。一种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一个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我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能代表这种公认的风格的一种极普遍的表现。

在政治上,我感到气愤的是几乎(不是全部)所有这种愚蠢的做法是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人士的口中说出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学界左派一直和科学联盟,反对蒙昧主义。我们都相信理性思想和对客观实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无畏的分析,一直是反对由强权所倡导的神秘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当前许多“进步的”和“左派的”学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朝向某种形式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背叛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对进步的社会批评来说,这一转变破坏了其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方面。“实在的社会构造”的理论化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有效的治疗爱滋病的方法或设计防止全球变暖的方案。如果我们否认真理与错误,我们就不能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中的错误作斗争。

我这一小小的实验至少证明了某些时髦的美国学界左派正在变为思想上的懒汉。《社会文本》编辑喜欢我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他们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必要分析证据的性质、论据的力量或支持假设的结论的论据的可靠性。

当然,我并不会忘记我这一相当异常手法所做的实验中而引起的伦理问题。学术团体主要是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来运行的:欺骗破坏了信任。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我做了什么。我的文章是一篇完全建立在大家都能获得材料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些材料,我都做了小心翼翼的注释。列举的所有著作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引语都是严格精确的,没有一个是我的杜撰。当然,我并不相信我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作为学者的编辑的责任是判断出思想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而不必涉及到这些思想的出入处(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学术杂志在实践中缺乏判断力)。如果《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发现我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么为什么他们将会感到不安?难道只是因为我没有,或者说他们比他们承认的那样更为崇拜所谓的“技术科学的文化权威”?

最后,我为一个简单的实用的原因写下了这篇诈文。至今为此,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部的合理的批评。因此,这种亚文化的知识标准就需要一种更为直接的检验。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此,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批评那些最顽固的对象就是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为《社会文本》的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的知识标准的机会。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吗?我认为没有。

我这样说,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伤。毕竟,我也是一个左派(我曾在桑地诺政府下的尼加拉瓜大学教授数学)。在许多实际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我与《社会文本》的编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我之所以是左派,是因为事实和逻辑,而不是这一名称。为什么右派被允许统治知识界的基础呢?

为什么放纵的胡说──无论其声称的政治倾向如何──被赞美到知识功绩的高度?

注 释:
[1]作者在这里引用了‘jouissance”和“diffrancee”这两个法文单词,以表明这种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jouissance”是拉康常用的一个词,它意指高兴和愉快,包括性的冲动。
“diffrance”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指着差别(difference)和延缓(delay)的结合,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词。
[2]New Age是美国6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一个词,代表一个唯灵论的大杂烩,包括占星术、“沟通”(与死人对话)和各种各样的治病巫术,它对亚洲和土著美洲的宗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留下一个回复